我的事工模式是不斷與人們建立關係和感情：我們邀請人們參加有趣的活動，以便我們結識他們並成為他們的朋友。然後，我們邀請他們探索聖經並增進友誼。接下來，我們邀請他們走近基督徒的家。進而，我們邀請他們在我們身邊與主走得更近，成為永遠的朋友，共同從事國度工作。當然，並不是所有的關係都能夠以這種方式持續下去。有些關係是階段性的，當我們相處在一起時，我們的生命才有交集。但還有一些關係要更緊密，我們共同的生命旅程要更加長久。Charles與我之間所建立的就是我所有的最親密和最長久的關係之一。哦，對了，我是個白人老頭兒，幾乎不會說幾句中文!
從2000年到2015年，我所委身的教會設立了一個名為“國際俱樂部”的事工，主要是在周日禮拜後與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共進午餐。它是由幾位來自亞洲訪問學者和一位美國同工共同發起的，這位美國同工當時在一個福音機構中做全職服事。同時，大概又有十幾位教會的弟兄姊妹來協助，他們帶來食物，提供車輛，一同享受午餐期間的會談等等。他們其中大多數是白人，我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我參與這項事工非常之深，以至於我在2007年被公司解雇後，我很快就決定加入一個福音機構開展全職事工（與我上面提到的美國同工並不是同一個機構）。
Charles於2008年秋天首次來到國際俱樂部。我注意到他充滿笑容，英語很好，大家似乎都很喜歡他。我記得我的同事建議我應該與他談談，邀請他學習聖經，但是那之前我其實已經準備要去與他見面了。
我們認識之後，我問他信仰什麼。他說：“我想我是佛教徒。”聽到這，我忍不住笑起來。要知道當某人告訴你他的信仰時，嘲笑他真的不是一個好主意，但我當時實在忍不住了！我已經聽過他談論佛教，我知道他的知識是膚淺的。“你不是佛教徒，”我笑著說，“我比你更瞭解佛教！”緊接著，我就建議他應該和我一起學習聖經。
當時還有一個中國留學生Hank，他也對聖經學習感興趣。大概是在1月或2月，他對我說：“教我整本聖經吧。”我問他要在我的城市呆多久。他說：“到8月。” 我說：“我不確定我能否在這麼短時間內完成，但我會盡力的。”我曾開發過一些課程，而我的“全本聖經學習”課程，已經以多種形式進行過很多次的學習。第一次大約花了一年半的時間，我也曾在1個學期內完成過這門課程的形式，是2個學分的課程。2個45分鐘的講課，中間有段休息時間。對於注意力不集中的現代人實在困難。
我們決定在Hank的公寓見面進行聖經學習。另外兩位在公寓合租的中國女士也加入了我們。我已經不記清楚她們叫什麼，也不知道她們後來發生了什麼。因為我們在這個地方學習沒正常進行幾次。Hank一直沒露面，總是以他的女朋友為藉口不來參加，也從來不提前通知我們。後來他與她結婚，並為她的父親工作。
接下來的幾個月中，我們進行了很多大型和小型的團體活動：去州立公園，團體騎自行車，到鄉村教堂的週末旅行，其中包括參觀農場，在我們的教堂舉行大型感恩節晚宴，前往芝加哥參觀博物館和在唐人街吃飯，並且總是在小組學習聖經。我們的“全本聖經學習”以各種形式繼續進行。“披薩和聖經”是我與來自不同福音機構的同工一起做了多年的暑期事工。我們大學有一個很大的留學生和訪問學者的居住區，我們會將披薩帶到居住區中間的野餐桌上，並邀請他們加入我們的聖經學習。居住在那裡的外國人中約有一半是華人，來過“比薩和聖經”的人的比例也大體如此。
在那些日子裡，當人們問起我的職業是什麼的時候，我常常說：“我的工作就是發現有趣的事情，例如參觀公園，騎自行車，劃獨木舟和遠足，然後我邀請中國人跟我一起去。”這其中有一半是我在開玩笑，另一半我是認真的。因為對我而言，事工並不是要說服陌生人來接受某些高言大智。事工是要邀請人們參與我們的生活。
從某些方面講，即使Charles還不是基督徒，就已經開始接受輔導了，只是我們兩個人當時都沒意識到。Charles自身具有一種天生的魅力。即使他沒有在領導的位子上，人們也會期待他的領導。我可以看到，儘管他只是一名研究生，但很多訪問學者開始向他尋求指導，他們很多至少是副教授。他自己以為那是因為他的英語很好而且他有車。但我能看到的不止於此。他們需要他的建議，而不僅僅是搭車的便利。他們希望他能幫助他們渡過陌生的外國文化。他們可以看到，即使他在美國沒有比他們更多的經歷，但他具備一種天生的智慧，能夠對這種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
因此，當我組織活動時，我讓Charles幫助我。我向他展示了需要進行的後勤和通訊工作。我開始依靠他來幫助我進行有效的交流，尤其是與那些英語水準較差的訪問學者。我們已經成為事工的夥伴。更重要的是，我們逐漸成為好朋友。
秋天，我邀請Charles參加InterVarsity每三年舉辦一次的大型學生宣教會議Urbana。他們為留學生開設了一個專門的分支，其中，他們被按照各自國家/地區進行分組。因此，每天晚上，Charles都會與其他的中國留學生會面。
我把他帶到展廳，那裡有大約200個宣教組織和基督教高校都有展示。我們走來走去，我向他指出：“這個組織在中國有一些傳教士，這個組織是只針對中國的，這個開始於中國……等等。” 他似乎很震驚。也許僅僅是因為他不知道自己國家裡的福音事工，但是在我看來，他在想的是“美國的生活很棒，這些人為什麼要去中國？”
我從沒要求Charles成為基督徒，而且在當時我對此是非常敏感的。即使在今天，我也很少這樣做。我見過一些中國姐妹向年輕女士施壓，要求他們“接受耶穌”。那些年輕女士並沒有堅持信仰。她們並沒有真正決定跟隨耶穌。她們只是想向這位漂亮的老太太致敬。我敏銳地意識到我本可以在亞洲文化中施加的年長者的壓力，但我也很清楚我的工作不是去說服任何人接受福音，因為那是聖靈的工作。我應該告訴人們關於認識基督的資訊，但是我努力不施加任何形式的壓力。我不希望我的朋友Charles決定成為一名基督徒是因為由於我的聰明論證。如果真的如此，那麼以後也許會有一些比我聰明的印度教徒來說服他成為印度教徒！ 如果Charles要成為一名基督徒，我想確定那是在聖靈的推動下，而不是我。所以我從沒問過他。
在Urbana會議中，我們所有的時間都在一起。InterVarsity雖然不是我工作的機構，但是我以志願人員的身份在Urbana擔任職務。Charles有不同的研討會要去參加，並且還要參加小組。 但是，至少每天晚上，我們都會見面，我會說：“你今天感覺怎麼樣？”他會告訴我他學到的東西，例如一些中國學生傳福音的事情。一天晚上，當我問他的想法時，他終於說：“我想我想成為一名基督徒。” 那是2010年1月1日。新的一年。 新的生命。
在接下來的9個月中，直到Charles的訪學時間結束，我們的教導活動逐步加強，也變得更加有計劃性。我記得我們平均每週開會4次，包括：周日的國際俱樂部，一個晚上與一小部分學生和學者繼續進行我們的全本聖經學習，一次事工培訓，例如如何組織活動和帶領查經班，一個早上討論個人發展。他更加深入的説明我組織活動，並開始帶領一些查經班。我們一起為查經班中的人們計畫了一個為期4天的島上退修之旅。在之後的幾年中，我多次重複並擴大了這個島上的退修營會。這些年來，我們差不多已經帶去了60位中國朋友，其中大多數是慕道友。
我供職的機構很少談論“勉導”。他們大多使用“帶門徒”一詞，這是一個更加敬虔的詞，但是含義卻非常不清楚。隨著時間流逝，我變得越來越確信，沒有哪兩個基督教機構在這個詞的意思上的理解是相同的。我的機構對“帶門徒”有一個非常嚴格的定義，主要涉及一組規定的基本基督教規條：早晨安靜的時間，每日祈禱，經文記憶，一貫的聖經學習等。另一方面，我的教會考慮採用基本的聖經理念來授課如何做門徒。我個人認為所有這些都是不錯的做法，因此，爭論該詞的定義讓人混淆視聽，反而適得其反。
我之所以說這些是因為，在與Charles談論個人發展方面，我們確實進行了一些基本培訓，例如一種安靜的時間，以及對聖經的學習和禱告的需要，但這絕不是他個人發展的全部。我記得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談論“呼召”，這是我認為定義不清的另一個詞。
我個人認為，所有基督徒都有一個普遍的呼召，成為祂在世界上的救贖工作的一部分，我們大家都被要求在“使萬民做我的門徒”中發揮作用。但是，我不認為每個信徒都有一個由上帝呼召的特定的事奉工作。儘管有時可能是這種情況，但我認為實際上很少見。保羅有明確的一生的呼召服事外邦人。彼得似乎會在不同時間和不同地點有不同的呼召。但是，即使在耶穌的十二使徒中，其餘的人似乎也根本沒有任何明確的個人任務，更不用說對其他基督徒的呼召了。似乎在歷史中也都是這樣。摩西有一個偉大的呼召，將以色列人從埃及的奴役中解救出來，但是上帝的百姓中很少有人聽到類似的直接的言語。
因此，在與Charles討論“呼召”時，我們沒有試圖確定神的特定意願，而是談論神是如何創造他的。我們天生具有某些技能和能力，並被賦予聖靈的恩賜。因此，找到神的“呼召”的關鍵是發現你是誰，神是如何使你造出來的，然後環顧四周，看看這些恩賜如何被用來促進神的國度。我們確實花了一些時間使用了一些屬靈生命的評估工具，但我發現一些世俗所用的人格評估工具最有用。DISC工具易於使用和解釋，對於團隊快速瞭解其組成和每個人的優勢特別有用。Meyers/Briggs是企業中使用的經典工具，雖然功能非常豐富，但很不容易使用好。最好由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來操作。當我和Charles在一起時，Enneagram用的並不多，但從那以後開始流行，但是我最喜歡的Strengthfinders。它列出了你的前五項優勢，並對其進行了詳細描述。
即使沒有這些工具，Charles的一些天賦也是顯而易見的。一個春天，他在一個非常大的教會裡受洗。 上臺的“朋友”數量驚人。顯然，他具有某種魅力。隨後，在大廳裡，大約四五十個人聚集在一起，聽他作見證。同樣的事情又發生在一次特別慶祝活動上，好幾個人做見證，但並非所有人都很好。Charles的見證主旨明確，周到且熱情洋溢，很容易看出每個人都在留意傾聽。我相信在此之後，我們就開始談論他如何將服事作為自己的事業。
我不確定當時我們是如何討論的，但是現在我對“呼召”的任何討論都不會僅關注於恩賜和能力，還會關注于個人的意願。上帝是一位良善的神，想滿足你內心的渴望。我認為，當你找到與上帝創造你的方式相稱的工作時，您的心就會歌唱。以此方式事奉耶穌有確實的喜樂。我可以告訴你，在教書的過程中，如果突然看到學生的眼睛突然亮起，沒有比這更大的歡樂，也沒有更大的驗證，來證明這就是上帝要我做的。如果您在事工上不喜樂，也許是由於某種情況或有人在挫敗你，或者你一開始就沒有選擇合適的事工。如果你無法改變環境或改善關係，就要考慮這是不是上帝呼召你繼續服事的崗位。
除此之外，我們還花了一些時間討論重新返回中國的問題，以及回國後發生的反向文化衝擊，以及中國國內的教會，包括與美國教會不一樣的情況，從而為他回國做準備。沒有人能夠做好充分的準備，但是不做準備肯定不是明智之舉。
我們還談到了婚姻。當然，我們討論了聖經中的婚姻原則，包括找一名主內姊妹結婚的重要性。 根據我從35年結婚中學到的知識，我為他提供了一些實用的建議。但我們也談到要找到合適的主內姊妹非常困難，這不僅是因為國內的跟他年齡相仿的基督徒不多。同時也因為他的基督徒經歷與她在中國的經歷會大不相同。他確實願意進入婚姻的願望，所以我們立即開始為此禱告。
然後在2010年秋天，他回國了。
一些禱告很快得到了應許。到耶誕節時，他有一個主內的女友叫Barb，他在一個校園團契中認識她。在他離開美國之前，我將Charles與居住在西安的一對美國基督徒夫婦連接起來。他們與這對年輕夫婦成為朋友，並且在相當長的幾年中為他們個人提供了非常寶貴的幫助。
我的妻子Joanne于1994年在一所中國大學擔任暑期英語老師時第一次去中國。隨後，我們一起到中國旅行了4次。到2011年，Joanne的工作需要她至少每2年來中國一次。那個夏天，她需要去西安。自從我在俄亥俄州看過一個巡迴博物館展覽以來，我就一直對兵馬俑感到著迷，其中陳列了兩個實際兵馬俑。 因此，我很想和她一起去西安參觀，除此之外，我最好的中國朋友Charles住在那兒——他要和Barb結婚了！能夠認識這位元可愛又善良的姊妹，並受邀參加他們的婚禮，真是一件榮幸的事！
當然，當我們相隔半個世界時，勉導的節奏放慢了，但它從未真正停止過。我們通過安全的電子郵件和Skype保持聯繫，並經常談論彼此的事工計畫以及我們在聖經中學到的東西。在很短的時間內，Charles遇到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機會。他們所屬的校園團契負責人要離開，他們要求Charles接任領導。雖然我們將其稱為校園團契，但實際上它是一間教會。本質上講，他正在考慮他是否應該成為一個學生教會中未經培訓的牧師。我的建議很明確：不要這樣做！辦教會可不好玩！你不會相信這會帶來多少麻煩！你將陷入領導者之間的鬥爭，無休止的鬥爭以及數十人的個人問題之中！這將使您無法通過教導來獲得想要的結果。對許多人來說幸運的是，他拒絕了我的建議。
我列舉的問題是沒有錯的，他遇到了所有。但是儘管有問題，上帝的工作方式卻是驚人的。在很短的時間內，他組建了一個領導小組，到山裡組織了一次退修會，其中部分以我們共同組織的大型團體活動為模型，部分以我們共同開展的退修會為模型，不同的是他的對象主要是信徒。多年來，數百名學生受到他的服事和影響。
我從中學到了兩個教訓：
- 幾年前，當我第一次訪問中國時，我想也許上帝會用我作為傳教士到中國來，所以我也許應該考慮搬家到那裡。 Charles開始他的新服事一年後，我意識到我的想法並不正確。如果我搬到中國，我會在語言學校上學至少三年，然後幾乎無法影響到幾個人。也許十年後，如果我很幸運的話，我希望能有一個能影響幾十個人的事工。上帝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通過Charles做到了這一點！如果我待在家裡，我是一位更有效率的中國傳教士。
- 切勿盲目聽從導師的建議。導師，尤其是我，是容易犯錯的人。因此，指導別人以使他們像我一樣，這並不是我的目標。我的目標只是盡我所能地給予他們的幫助，然後讓他們產生更大的影響，使他們變得比我各方面都更強。
2013年，也就是我們第一次訪問西安的兩年後，我妻子的工作又將我們帶回了那裡，正好趕上認識了Charles和Barb的剛出生的兒子。我獲得的最高榮譽之一是給他起英文名的特權。原來，我認識的幾位元訪問學者也都住在西安或附近，所以我有機會與老朋友團聚。在北京，我們還可以遇到一些我們在美國初次見面的中國朋友。
在接下來的幾年中，發生了幾件事，改變了我事工的形態：
- 我們教會舉辦的國際俱樂部失去了動力。到2015年，我們知道我們沒有合適的領導者和志願者來繼續前進，因此我們舉行了告別會，慶祝這一項非常棒的事工開展了15年。
- 到那時，我的主要工作已經轉移到在我們的大型美國教會中建立專門的中文堂崇拜事工。很快我們就用中文進行周日早上的禮拜，並聘請了一位來自中國的牧師。
- 我變得更加有意識的跟進我那些回到中國的朋友們，利用網路保持聯繫。特別是，我開始使用微信，並保存了各個城市的朋友列表。我從不使用此管道談論基督教的事情，而只是通過安全的管道進行談論，這是跟進人們的非常方便的方法。
- 我的服事機構一直與教會有交集，當時我已經完全融入我們的中文堂事工中。隨著時間的流逝，我越來越少地與我的美國事工夥伴一起做事工，並開始與越來越多的中國夥伴一起工作。
2016年我妻子又一次因為工作來到中國，其中一站便是西安。在這次旅行中，我們看到了Charles和Barb的新出生的女兒，我又給她取了英文名字。
在這次旅行中，我特意的拜訪了很多朋友，利用我的微信群宣佈我要來並安排小組和個人會議。我妻子的工作目標與我的不同，所以我必須單獨訪問五個城市。這使我瞭解到擁有事工夥伴的重要性。當然，對於一個不會說或不會讀當地語言的文盲，我每天都會遇到一些後勤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我無法靠自己解決，例如吃飯和打車。但這寫與事工的收穫相比就微不足道了。除了Charles在西安的幫助外，其他三個基督徒朋友也一路幫助我，有時還和我一起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旅行。他們能夠教我當地的歷史和文化，以幫助我瞭解我的朋友們。有時他們會用中文與我的朋友交談，並更輕鬆地瞭解這個人的生活細節或他們想問我的問題，但我聽不太懂。有時我可能想告訴他們一些聖經的真理，但是需要我的基督徒朋友來幫助他們理解。這是一種很棒的夥伴關係。
後來，在旅途中，有來自三個城市的主內肢體一起幫助我。從那時起，我向所有我熟知的主內肢體告知：當我來到中國時，你不是我事工的對象，而是我的事工夥伴。後來，我重新與妻子會合，與她一起去了另外四個城市工作。即使在那些城市，我也找到了一些朋友拜訪。總共，我這次旅行能夠拜訪100個朋友。因為我的到來，我看到上帝在我的中國朋友們生命中動工，因此我決定每年都要來。
因此，我開始逐漸轉移我的事工重點。我開始更多地關注回到中國的朋友們。我計畫在2017年進行一次夏季旅行。到現在，我妻子的工作已經改變，長途旅行對她來說也變得越來越困難，所以這次我是我自己。這次我去了五個城市。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我的中國同工。Charles來到北京和上海與我見面，並再次與我在西安的最後一站。那個秋天，我每週與五個不同城市的中國朋友一起開始線上聖經研究。它至今仍然繼續。（我在新冠疫情之前就開始用網路視訊會議了！）
第二年，我嘗試了一些新的計畫。我之前總是在夏天來中國，但是中國的夏天實在太熱了，我想在夏天可以在家做其他事工。所以在2018年，我決定秋天來，每年開始兩次，秋天和春天。Charles在香港與我見面參加了一次會議。一如既往，我們談到了他的家庭，他事工形態的變化以及上帝將來如何使用他。他陪我到廣州，在我訪問了這三個城市之後結束了在上海的旅行，再次與我會合。
在2019年的春天和秋天，我又去了兩次中國之旅。Charles在沿途的各個地點再次與我同工。我知道，只要我活著，我們就會成為朋友和事工的夥伴